《好東西》:一部真正的特供電影
2024年是好東女性電影元年。
我們鼓掌,西部是真正因為女性創(chuàng)作者終于上桌吃飯,不僅上桌,供電還要伸筷子吃肉。好東
但任何文藝作品都不是西部絕對正確完美的。
正因為我們對女性作品有飽滿的真正期待,才會以一部電影的供電角度去探討《好東西》。
《好東西》好不好?好東當然好。具體有多好,西部已經在各類媒體的真正標題里刷屏太多次了。
好到它終結了一切舊電影的供電形式,具有劃時代的好東革命意義,邵藝輝導演在某種程度上被捧成了中國電影的西部天降奇才。
但如果你要問這部電影講了什么故事,真正那確實很難總結,因為故事不是這部電影的敘事焦點。
它更多呈現(xiàn)的是“一群人的新型生活方式”,這種生活方式美好溫暖,近似母系社會,有一條評價是“回到了子宮里一樣安詳”。
單親媽媽王鐵梅是一名公眾號編輯,她曾經是南方系的調查記者,紙媒隕落后變成了我們的同行。
她的女兒叫王茉莉,一個在“非雞娃環(huán)境下”自由成長的上海小學生,和母親一樣喜歡寫作。
母女二人搬到了上海著名的“巨富長”梧桐區(qū)老洋房租住,認識了鄰居小葉,小葉是一個樂團主唱。在三位女性之間,形成了跨越年齡的親密情誼,構成了最小單位的共產主義。
在女性之外,還有承擔不同工具屬性的男性。
王鐵梅的前夫與育兒搭子,是一個弱勢的男人,一個芭比世界里的“肯”,和王鐵梅離婚后惡補女性主義理論大詞,實際工作是滴滴司機。王鐵梅的未轉正男友小馬,是小葉樂團的鼓手,有戀母情結,總是迷戀比他年長的女性。小葉有一位炮友胡醫(yī)生,是Tinder軟件上最常見的一款精英男,拒絕進入長期親密關系。
電影的優(yōu)點直截了當?shù)財[在桌面:女本位。
女主角,女人的生活,女人的視角。
這是在電影史上少有的女性群像主導的電影。沒有油膩的從頭到腳的打量,只有女性之間平等的對視。
就像王鐵梅看到實習生的衣服,先質問一句“你這穿的啥”,下一句就是預期違背的“鏈接發(fā)我”。看到女孩痛經喝紅糖水,她指出要吃止痛藥才管用。邵藝輝打造了一個夢幻真空地帶,反駁了一切對女性情誼的污名化,一腳踢翻了那些針對女性包裹的糖衣毒藥。
在角落與細節(jié)里,都藏著女性友好的證明。
電影開頭的搬家公司叫做“袋鼠媽媽”,搬家工人也是女性,一上來就顛覆了普通人對體力活的印象。
在整部電影里,兩位女演員都沒有穿過高跟鞋,她們全程都踩著舒適的球鞋,經常穿著大T恤,在某種程度上奪回了不需要性感的權利。
如果你還記得演員鐘楚曦出道作品《芳華》的鏡頭,就會明白男性凝視與女性凝視的區(qū)別,前者盯著她的大腿根,后者卻能對準她沒化妝的眼睛。
電影里還藏著各式各樣的女性口號,包括且不限于女性大法官金斯伯格的周邊,"I'm a feminist"的T恤,以及“如果你看到了我衣服下的乳頭,那是因為我長了它們”。
全片最有力量的片段,是一段聲音與女性隱形家務勞動的蒙太奇。
小葉給茉莉聽了各種各樣的聲音:下暴雨是鐵梅在煎雞蛋,龍卷風是鐵梅用吸塵器打掃衛(wèi)生,鋸木頭是鐵梅榨果汁,摘菜是熊貓啃竹子,煮粥是巖漿涌動。
大自然即是母親為你創(chuàng)造的世界,非常美妙,這也是這部電影的黃金兩分鐘。
最出圈的喜劇場面,是那段詼諧的飯桌戲,前夫和小馬展開一段以女性為中心的雄競運動。
前夫引經據(jù)典,一句“你讀過幾本上野千鶴子”,逗笑了一線城市的觀眾們。
這些議題都是當下社交網(wǎng)絡正在發(fā)生的事,話趕著話,臺詞催著臺詞,看完這幕戲仿佛剛剛從一段激烈的微博爭吵中逃離出來。
前夫這個冠名“女權表演藝術家”的角色,許多男演員都拒絕出演了,趙又廷覺得這個角色很像《芭比》里的“肯”,于是欣然接受。以至于臺詞里的“我都要為你結扎了”,讓他目前仍然還在被一部分網(wǎng)友沖塔。
邵藝輝在采訪中也承認,前夫和小馬,是她根據(jù)個人喜好口味虛構出來的男性角色,畢竟在現(xiàn)實生活中,哪怕在北京上海,也很難見到如此坦然承認“性別紅利”的男性。
比起這兩個男性角色的虛浮,反而是小葉的炮友小胡更真實,甚至選角的貼合度之高,讓人不禁產生恐怖谷效應,仿佛所有滬上金融男都有了具體的面孔。
小胡在Tinder上的名字非常典型,叫Richard,備注是“Not into LTR”(不進入長期親密關系)?,F(xiàn)實中的小胡們,還會備注自己“for fun”“享受短期關系”,興趣愛好是滑雪潛水威士忌——比起前夫和小馬,這個“無責任男性”角色反而是一線城市社交軟件上最常見、最普遍、最躲不掉的類型。
就連他們在床上表演著自己“愛無能”“感情障礙”的樣子,都沿用了一套都市快餐男女關系的經典模版。一句“愛我便是”,讓觀眾席上多少帶著小胡們看電影的女孩尷尬偷笑。
除了小胡之外,我還記住了只出鏡了幾次的王茉莉的語文老師。
邵藝輝也打破了關于女老師的邪惡印象,讓這位年輕老師“煥然一新”。當小男孩張家新表演起來“我要告老師”的固定節(jié)目時,老師反問的話是“誰教你的舉報?”
在當下的大環(huán)境,這句話已經足夠有力量。
就連慣常出現(xiàn)的邪惡女配,在這里也換成了一個小男孩。邵藝輝曾經在采訪中提到,這個設定就是為了消解大眾印象中“女性善妒”的標簽:一個男孩也可能無端嫉妒一個優(yōu)秀的人。
高飽和高密度的臺詞,幾乎每一句都在性別問題和社會熱點上蹦迪——
我正直勇敢有閱讀量,我有什么可憐的?
我都跟父權決裂了我還是loser嗎?
這個世界上哪個事不比男的重要?
回憶過去是油膩的開始。
快車太臭了,除非是女司機。
可是為什么都要做得很好呢,裁判是誰?
正是因為我們足夠樂觀和自信,我們才能直面悲劇。
豆瓣評分喜迎9.1,形勢一片大好,而另一邊不出所料,虎撲迎來了一片破防之音。
最常見的高贊評論,是把《好東西》的臺詞的性別互換一下,證明這個電影“終極辱男仇男”。
有趣的是,這些讓虎撲男孩破防的臺詞,之所以這么寫,就是因為導演要一次性反駁幾千年來濃縮的對女性的惡意。
可以冷靜想一下:這或許是女性第一次這么說話,但卻不是男性第一次這么說話了。
女人從客體變成了主語和動詞,而向來站在舞臺中心的男性,變成了這部女性電影里的介詞。
邵藝輝在采訪里說了許多次,這三位男性人物沒有自己的名字。
前夫就叫前夫,沒有姓,小馬是因為馬是一種性感的動物,小胡是因為他胡說八道。
這是對千百年來剝奪女性姓名,讓她們以王氏李氏張氏的代號離開世界的一次全部清算,也是導演對歷史不滿的一次性反駁:用同樣的方式,去剝奪他們的東西。
失權的滋味,貓跟你都想了解。
正因為有期待,才會有落差。
邵藝輝在《愛情神話》時呈現(xiàn)的靈動和自然,在《好東西》里變成了刻板和網(wǎng)感,就像能寫出一本長篇小說的作家,突然寫了一篇10萬+爆款公眾號。
《愛情神話》的精妙之處,在于鏡頭語言,在于人物互動的巧妙。
角色之間像在共同揉一塊面,推過來再拉過去,輕松、靈動又讓人會心一笑,那些中年男女真實的尷尬和局促,都是生活本身的紋理,邵藝輝把漫不經心的閑筆變成了妙筆,在即將滑向做作的邊緣,又能用巧勁拉回來。
而創(chuàng)作者的靈氣與表達,并沒有留給《好東西》。
《愛情神話》里閑庭信步的飯桌戲,到了《好東西》里變成了前夫瘋狂往嘴里塞的那把大蒜:太急了。詼諧有了,場面調度卻差了,這頓飯他們吃得難受,作為觀眾的我看得也燒心。
曾經細致入微的生活體察,在《好東西》變成了美好精致的vlog片段,一種進步主義生活方式的宣講和展演?!稅矍樯裨挕肥钦嬲妮p盈,《好東西》倒顯得比前作刻板保守。
創(chuàng)作者想說的話太多了,一股腦塞進嘴里,以至于沒有給觀眾留下喘息的氣口,演員們已經盡力把金句文案內化成一句臺詞,但仍然有一種趕進度把臺詞說完的尷尬節(jié)奏。
整部電影像一個憋了太久沒說話的人,密集快速地輸出了兩個小時社會熱點:月經羞恥、家暴、原生家庭、公共舉報、男女平等、田園女拳。氣勢如虹,排山倒海,瞄準觀眾的胳肢窩,高頻率猛撓不止,
這就導致《好東西》變成一場網(wǎng)絡段子集錦。一線城市中產與進步青年們,把自己平時聽的博客,看的脫口秀,讀的公眾號,點贊的微博,共同熔化在一口大鍋里。人物接二連三登場,比拼誰的金句更能在小紅書上被做成截圖點贊。
電影不斷地宣告,我們要打倒父權制,我們要奪回主體性,我們不要玩他們的游戲了。
可是口號喊完了,便沒有然后了。
一部電影需要的是有來有回的臺詞,而不是爆款文案。
優(yōu)秀的電影,角色不需要對著觀眾喊話,只需要沉浸在ta的故事里,與電影里的其他角色展開對話就足夠。
為了議題的醋,愣是包了一桌餃子。最可惜的是,邵藝輝其實有能力把這些口號用鏡頭語言“拍出來”,而不是讓角色“說出來”。
王茉莉披著兒童的皮膚,實際上身體里住著邵藝輝,與王鐵梅和小葉,共同構成了邵藝輝的多重宇宙。
看上去是為了設定一個“戳破皇帝的新衣”的、“未被父權規(guī)訓過”的、具有敏銳洞察和高超文筆的天才女寶,但最終,王茉莉承擔了太多“童言無忌說教環(huán)節(jié)”,讓人在一個孩童身上看到了不合時宜的成年感。
在飯桌戲上,茉莉聽到小葉說,自己母親嫌棄自己來月經弄臟了家具,以一個小孩的視角對男性發(fā)問:
“血又不是屎,怎么會臟呢?”
“世界上有一半的人流血,對吧?”
這種處理,你可以看作是以小孩的口吻,四兩撥千斤地給男權一個大逼斗,干得漂亮,聽懂掌聲。當然,這也可以看作是來得非常唐突的一句臺詞,更像是傾注了成年作者要表達的觀點,只不過是借小孩的嘴當作更響亮的喇叭。
茉莉問小葉:“女孩該怎么打鼓?”
小葉回答她:“你怎么打女孩就怎么打。”
這些妙語連珠的回答固然精彩,但按照茉莉的人設,她應該直接開始打,甚至不會問出這個問題。
片中許多情節(jié)的編排,都像是圍繞著一句“必須拋出來的文案”設計的,目的就是讓演員把這句臺詞大聲說出來。
于是我們來到了一場關于女性議題的自助餐。這里有性同意和AV議題,發(fā)生男女關系的時候不要撕扯女性的衣服,不要和AV學那些侮辱女性的橋段;這里有月經議題,男性直到現(xiàn)在還以為月經是藍色的;這里還有女性獨立議題,你不需要做到完美,只要接納自己就好,等等。
一旦犧牲了對話邏輯,犧牲了生活真實的質感,那么人物和敘事就會讓位于口號。其實一部好電影,并不需要每一句臺詞都微言大義,力拔千鈞。
《好東西》設置了目不暇接的議題陳列,讓它在某種角度更具備“傳播屬性”。人們看到,人們點贊,人們轉發(fā)。
戳中痛點是肯定的,但如果每一段高光情節(jié)都是人物的金句拋梗,也太累了,更談不上“輕盈”。
當“敘事”讓位給“議題”,那么真實感也隨之愈發(fā)模糊。
在采訪里,邵藝輝強調自己想拍的是一部女性主義童話,構建一個母系烏托邦,這是關于人類文明最文明的想象。而這個故事只會發(fā)生在自由進步的特殊實驗城市:上海。
就像有篇文章指出,《好東西》拿不下三四線搖擺州,“你讀過幾本上野千鶴子”這樣的問句,也只會出現(xiàn)在上海梧桐區(qū)的特定同溫層里。當議題有門檻的時候,也同樣具備了排他性。
在這座類似于芭比議會的空中樓閣里,女人和男人沒有對立,即便是男人也很可愛,也可以弱勢,也可以友善,甚至不需要任何爭議環(huán)節(jié),就直接承認了自己的性別紅利和原罪。
但童話為什么是失真的?
因為在非一線城市的現(xiàn)實生活中,并不具備這樣的生活樣本與人群樣本。
賣弄女性主義的前夫,戀母情結的小馬,約炮軟件上的常駐男嘉賓小胡,這幾個男性角色在一線城市或許能找到。但是,哪怕你回到二線城市的老家,就會發(fā)現(xiàn)不存在這樣的男性。
同齡男性大多都生二胎了,甚至有可能用的還是“業(yè)主群鬧事專用頭像”,業(yè)余愛好是和哥們去足浴中心逛逛。你跟他們說性別紅利,且不說他們能不能聽懂了,甚至還要讓你罰酒三杯。
還有網(wǎng)友小心翼翼地提出現(xiàn)實層面的爭議點:這套梧桐區(qū)的老洋房,房租至少一萬五,她們真的能負擔得起嗎,生活成本又該如何計算?同樣的預算,為什么不住到外環(huán)?
一部分小紅書網(wǎng)友這樣回答:因為她們賺得多,租得起。還有人一本正經的分析起來王鐵梅和小葉的收入結構,力證“人家有錢”。
如果你看過@滬漂小Q的找房視頻就知道,多少人在上海,花800塊錢住著一套還不如哈利·波特樓梯間的房子。全國多少人的月收入,還不及王鐵梅這套老洋房月租的五分之一。
邵藝輝的回答更簡單:因為梧桐區(qū)美。
她在采訪中不斷強調,苦難敘事被重復得太多,但事實上,以中國人口基數(shù)來說,還遠遠不夠。
“比如打女人的、家暴的、強奸的,這屬于很舊的部分,很落后,不文明,這種人不值得我書寫,現(xiàn)代文明社會里,這樣的行為本來就是不對的,沒有必要再拍一部電影來重復它。但我也在反思,事實上,現(xiàn)實生活中還有大量類似的事情發(fā)生。”(邵藝輝)
如果所謂的新東西,是一種自由快樂夢幻的生活方式,其實這種敘事已經不斷在小紅書短視頻里不斷重復了,點開看看梧桐區(qū)網(wǎng)紅們的vlog視頻就能窺見一隅。
苦難本就是基層生活的底色,人們只不過是在這份底色上自己努力涂彩罷了。
另一種單親媽媽,另一種生活方式,另一種“女性正確人”,當然可以是對觀眾的啟發(fā),但不足以構成有意義的建議,甚至更深一步,是否會構成對弱者的冒犯:其他人沒有過上這樣自由舒展的生活,是因為她們不夠努力,還是因為她們的命運本就如此。
在這樣一個普通階層占大多數(shù)的國家,在這樣一個父權制結構分化非常極端的國家,刻意回避苦難敘事,又何嘗不是另一種偷懶和傲慢。
苦難確實不夠美,但不代表苦難不值得書寫。
在當下,苦難仍然是主要矛盾,非常遺憾,非一線城市還沒有進化到更發(fā)達的那一步。
對于一個基層女性而言,王鐵梅的自由和輕盈,或許比不上王慧玲在短視頻中教她們如何避免被父家和夫家“一女三吃”。
更高級文明的精神探索固然高明,但卻很難觸及底層婦女的真正利益。
在上海自由松弛感的土壤下面,是盤桓纏繞的資本:松弛感是一種靠錢來維護保養(yǎng)的奢侈品。
《好東西》和自由灑脫的王鐵梅,似乎幫助我們確認了一種邏輯,在上海,只要你有充分的資本積累,就有能力過上自由進步輕盈的生活。這場高度提純的城市景觀,終究只屬于一個群體而已,無關性別,只有階級。
就像那句被大家鼓掌鼓爛了手的臺詞:“你們快車太臭,除非女司機”。
這句話背后其實可以再思考一步,為什么有的快車很臭?會不會是因為那些為了糊口的司機睡在車上,一天可能需要工作12個小時,所以沒時間洗頭洗澡,沒時間維持體面。他們住在幾環(huán)外?他們?yōu)槭裁催^上這種生活?在我租的房子的樓下,每天會停著許多滴滴司機過夜,他們的后備箱里什么都有。
一座先鋒自由的城市,早已為大家劃分好等級。
自由松弛的進步生活方式,屬于新媒體編輯,寫手,樂團鼓手,樂隊歌手,眼科醫(yī)生,他們交談的地點,只會在老洋房、日料店、酒吧和西餐廳;不那么進步的生活方式,屬于所有非一線城市受益者,屬于日結工和司機。
敘事的焦點被搶奪了,具體的人和故事消失了。
創(chuàng)作者被某種巨大崇高的“主義”裹挾著沖刺,狠狠在每一分鐘都塞滿了要表達的東西,再把這些東西由角色說出來,角色變成了面目統(tǒng)一的傳聲筒。
至于角色本身的人物弧光,觀眾對這些人本身的經歷并不感興趣,只對她們說出的幾句臺詞充滿激情。男男女女在價值觀的接力跑比賽里,快速傳遞著接力棒。
正確的人物不會讓人感動,只會讓人瘋狂。
創(chuàng)作者如何塑造出一個鮮活的女性?
我們能夠看到,她有什么不堪的欲望,她有什么難以啟齒的癥結,她經歷了怎樣復雜的困境。
但王鐵梅永遠正確,就像她站在代步車上驅趕猥瑣男一樣,如偉人般屹立在那里,讓觀眾癡狂沉迷。
她在影片中唯一的低谷,是寫了篇文章被網(wǎng)友刷惡評,就像我們的同行大多數(shù)時間經歷的那樣。她的自我厭惡與內省,也遠沒有《倫敦生活》里的Fleabag兼具趣味和深度。虛浮的挫折漂在水面,輕飄飄的。
她沒有脆弱,也沒有軟肋,更沒有怯懦,于是她變成一種被群體膜拜的符號。
有情緒性的高分好評,就會有情緒性的低分差評。
有人說《好東西》是豆瓣小紅書特供電影,是同溫層關起門來的狂歡,是上海特色女性主義,是一線城市小資共同體的春晚。電影雖不斷露出卡羅琳·克里亞多·佩雷斯的《看不見的女性》(Invisible Women),但聚焦的依然是早就被看見的城市精英中產。
如今的輿論場上,一旦對這部電影有了質疑的聲音,就會被網(wǎng)友指責立場問題。敢說《好東西》不好,變成一件異??简炗職獾氖?,人們恨不得先驗明正身,再小心發(fā)言。
幾乎在每篇吵架的帖子下面,都能看到“你不喜歡這個電影=你是男的=你厭女”的邏輯推演,圍繞影片內容的討論,也變成了非黑即白的“猜性別游戲”,逐漸滑向了另一種極權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,用魔法打敗魔法。
“好東西是給好東西看的”
“我用了0.000001s就猜出了博主性別,你也來試試吧”
“原來是男的,那沒事了”
“女的還這么說,獎勵你以后生八個”
如果一味拒絕所有提出質疑的聲音,那這又和我們反抗的父權有什么區(qū)別呢。
事實上,我和王鐵梅一樣都是外地人在一線城市北京/上海當北漂/滬漂,一樣都需要租房子,甚至我們的職業(yè)都一模一樣,都是寫公眾號的女人。
我當然十分欣賞王鐵梅。但我無法真正相信這樣的人和故事,真實存在在一個需要每個月對著房租數(shù)字和銀行余額發(fā)呆的世界。
導演說這是一場女性童話,可是走出影院之后,童話不能解決實際問題。
這部電影好不好,或許和觀眾身處一線二線三線四線城市都沒關系,關鍵在于,你是否相信這個童話?
如果你選擇不相信,那你就會覺得輕佻,虛浮,不接地氣。
如果你選擇相信,就會覺得輕盈,舒適,像回到了子宮里。
現(xiàn)實世界也不會因為童話改變運行軌道,《好東西》也不過展示了平行世界的一種可能。
就像小紅書網(wǎng)友,把批評這部電影的女性掛出來審判,但算法控制下跳出的下一篇帖子,依然是“163cm55kg算不算太胖了”。烏托邦固然美好,但我們確實活在殘酷丑陋的現(xiàn)實里。
我們當然要支持女性導演上桌,我們當然也要給予女性導演最廣泛的寬容度,我們當然要和一切父權電影的爹味唱反調,讓越來越多的女性導演去從老男人的手里搶奪話筒和攝影機。
在大部分國產電影很難通過“貝克德爾測試”(Bechdel test)的現(xiàn)實情況下,《好東西》的出現(xiàn),在立場角度異常彌足珍貴,讓千萬女性感慨“原來你們男的看電影這么爽”。
電影只有滿足貝克德爾測試的三個條件才能被稱為女性敘事:條件一,電影中必須出現(xiàn)兩個女人;條件二,這兩個女人有交談;條件三,她們談論除了男人以外的話題。
當然,沒有任何東西經得起挑剔,但我們更希望,國產女性電影能更言之有物,俯下身去,把鏡頭放低一寸,看看那些黃浦江外的人們。
根據(jù)“貓眼”的數(shù)據(jù)顯示,“想看本片”的用戶畫像中女性占比超過80%,尤其以20~24歲年輕女性居多。一部賣出了目前接近4億票房的電影,即便挑出再多毛病,也必須要承認她做對了一件事——她拍出了那一半每個月要流血的人壓抑了幾千年的憤怒,大聲呵斥了那些在街邊撒尿的有毒男人。
既然《教父》是男性的電影圣經,《古惑仔》是男性的教科書爽片,《聞香識女人》是男人一生必看。那女性創(chuàng)作者必然也可以創(chuàng)造出屬于女性的金句爽片。
但在爽片之外,是否還能冷靜下來,看看真問題與真困境?
《巴黎評論》在1956年采訪波伏娃的時候問了這樣一個問題:你從來沒創(chuàng)造過一個真正獨立自由的、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彰顯《第二性》主旨的女性角色,這是為什么?
波伏娃回答:“我在小說里寫的是女性在現(xiàn)實中的樣子——矛盾重重的人,而不是她們應該成為的樣子。”